再过不到两周时间,大选投票日就要来临了,目前看来,选情激烈程度比起上届大选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加坡政治环境日趋白热化,似乎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这也能从新加坡国会议事过程产生的变化窥见一二:
在更多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的情况下,似乎激发出执政党议员的“潜力”,全体国会议员不分朝野,都表现得更积极进取。
数据显示,上周二(4月15日)解散的第14届国会,在不少面向皆突破了过往记录,几个衡量议员参与度与活跃度的指标,都呈现了大跃进。
据《海峡时报》统计,作为执政党成员,行动党的后座议员过去五年在问答时间与其他议程发言的总次数,比第13届国会剧增65%。
其中,27位非首次当选的行动党后座议员当中,有20人突破了自己先前的记录。
反对党方面,工人党2020年大选赢下盛港集选区,多出四个议席,则把在野阵营的发言总次数推高了164%。
以个人表现来看,表现最活跃的是行动党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他在第14届国会共提出了728道国会问题,比他在第13届国会提问的327道多出一倍以上,另一名行动党议员叶汉荣(杨厝港单选区)居次。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党今日(4月21日)宣布,黄国光在本届大选将不再上阵义顺集选区,但究竟是从此引退政坛,或是转战其他选区,还有待进一步说法。
与此同时,反对党议员,包括来自工人党的蔡庆威(盛港集选区)、林志蔚(盛港集选区)、严燕松(阿裕尼集选区)、何廷儒(盛港集选区)和前进党的非选区议员梁文辉亦悉数入榜。
蔡庆威477次、严燕松469次、林志蔚456次、梁文辉442次、何廷儒427次。
(李国豪制图)在辩论方面,黄国光和叶汉荣也分别以195次和132次领先其他行动党同僚。
在野阵营方面,林志蔚以145次居首,严燕松129次、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127次、梁文辉124次和林瑞莲107次,紧随其后。
行动党议员有危机意识?2020年大选的历史意义并不亚于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工人党除了守住后港单选区和阿裕尼集选区两大堡垒,还攻下了盛港集选区,掌握的国会席次增加至10席,再加上高票落选进入国会的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和潘群勤,本届国会一共有12位反对党议员。
反对党“存在感”大增,无疑给行动党议员带来了危机感。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反对党议员把国会作为展示他们对重要课题见解的平台,使行动党的后座议员有感于“必须得和反对党分庭抗礼”。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加运则说,行动党必须更积极说服选民,行动党的后座议员也可以做好监督政府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投选反对党。
整体而言,单从发言和辩论次数来看,朝野议员都展现了更积极进取的态度。
梁文辉的发言和辩论次数也在朝野议员中名列前茅。(联合早报)“加班”次数和时间最长的一届国会国会的激烈竞争程度也体现在比过去更常“加班”的趋势。
据统计,第14届国会共有9次会议进行至超过晚上10点,这在第13届国会只发生过一次。
其中,最长的记录13小时又33分钟。
在上述9次“加班”会议中,5次是为了辩论反对党所提出的动议。
这包括了工人党两项分别建议改革司法制度和针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动议,以及前进党提呈的三项动议,包括支持小贩,以及针对住房问题及外来人才的动议。
5项由反对党提出的动议中,行动党议员针对其中3个动议提出了显著修改,另外两次则由部长提出对应的动议,进而在国会掀起激烈交锋与漫长的辩论。
此外,在本届国会中,国会议员合共提出了20次个别议员动议,比上一届国会的9次大幅增加。
其中,前进党提出8次、行动党7次、工人党4次,官委议员则有1次。
在国会机制下,个别议员动议允许后座议员建议国会采取特定行动,或表达对特定事项的看法。
本届国会的74次休会动议,也比上届国会的35次多出超过一倍。休会动议允许议员在国会休会后,用不超过20分钟的时间,针对他们所关注的课题提出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国会提出的198项法案当中,其中一项是由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所提出的个别议员法案。
她在2023年9月11日提呈了一项要求修改要求修改国会(特权、豁免和权力)法令的个别议员法案,要求暂停时任交通部长兼西海岸集选区议员易华仁的议员职务和津贴,并确保国会有权在易华仁洗脱罪名并恢复公职后,才向他补发津贴。
当时易华仁正接受贪污调查局的调查。
不过,这项个别议员法案最终并未闯过一读。
本届国会创下了多项新猷。(联合早报)不是“橡皮图章”种种因素叠加之下,本届国会的会议(sitting)次数和会议总时数也都创下了新高。
第14届国会共召开了162次会议,为历届国会之最,总时长超过1228小时,平均每次会议时间为7小时又35分钟,也都高于先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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