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5日， 新加坡副總理王瑞傑在行政服務常年晚宴發表演講 表示，政治領袖和公務員需深化合作，以制定更優質的政策，攜手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以下內容為新加坡眼根據英文翻譯整理：

尊敬的公共服務事務主管部長陳振聲先生，

公務員首長葉成昌先生及各常任秘書，

各位同僚、朋友們：

晚上好！首先祝賀新晉的13位行政官員，以及60位獲得晉升的行政事務官。

值此SG60（新加坡獨立60周年）之際，我們向五位榮休的、任職超過38年的常任秘書致敬：陳英傑先生（Mr Chan Yeng Kit）、吳鳳萍女士（Mrs Ow Foong Pheng）、曾慶怡女士（Mrs Tan Ching Yee）。我在行政部門的時候，我們是常任秘書同事。他們都在不同的部委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教育部和財政部與我合作最緊密的慶怡女士是我的支柱。兩位較年輕的常務秘書，林瑞生先生（Gabriel LimMeng Liang，任職26年）、蕭振祥先生（Jeffrey Siow，任職24年），他們即將離開，去迎接新的挑戰。我代表我的內閣同事，感謝你們5位，願你們在接下來的工作中一切順利！

SG60

今年，新加坡迎來了建國60周年。

在這60年里，世界和新加坡都經歷了重大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令人焦慮的時刻—戰爭、金融和經濟危機、經濟衰退、大流行。

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引發了一場新的貿易和技術戰爭，我們正處於戰爭的邊緣。我們為新加坡找到立足點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世界秩序，正在被武斷的保護主義政策所取代。歷史不僅沒有結束，反而翻開了危險的新篇章。這將對新加坡的安全和經濟造成嚴重後果。

我們的人口老齡化和氣候變化是無情的壓力。新加坡作為一個小紅點，一直並將永遠受到亞洲和世界發展的衝擊。與此同時，科技創新的進步將創造新的產業，顛覆和重塑現有產業，改變就業和技能格局。

在我所描述的一切中，既有挑戰，也有新的機遇，這取決於我們的應對措施。

儘管在過去的 60 年中經歷了曲折，但我們做得很好—我們的經濟不斷增長，在競爭力和創新能力方面名列前茅，我們的外部和內部安全穩固，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強大。我們的住房、公園和綠化以及職場的質量都很高。

新加坡的成功為新加坡人帶來了更美好的生活：負擔得起的世界級教育和醫療保健、不同教育和職業發展途徑的豐富機會，以及世界上最高的住房擁有率。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之城。我們戰勝了重重困難，從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

將近二十年前，我去奧馬哈會見沃倫-巴菲特先生和查理-芒格先生，說服他們在新加坡設立公司。巴菲特先生眼神閃爍，問他能否投資於直接以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的成功為基礎的資產。巴菲特先生對新加坡讚不絕口，信心十足。我對此表示讚賞，但我們必須記住，一個 「小紅點」，一個小國的生存和成功是危險的。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創始一代在新加坡獨立時就曾努力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將繼續努力。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這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因此，請允許我借 SG60 年行政服務晚宴之機，與大家分享我在建國曆程中總結出的六條經驗，每十年一條。

啟示一：政策執行始於前線，基層智慧決定成敗

我剛到新加坡警察部隊工作時，第一項任務是駕駛警車在街上巡邏，接聽 「999 」報警電話。那天傍晚，一個繁忙路口的交通燈發生故障。我們趕到時，現場一片混亂。我的隊友負責一段街道，我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間指揮交通。很快，由於我看不清交通情況，車流越來越多。我的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邊的車輛開始駛向我，另一邊的車輛緊隨其後！現場一片混亂。我的隊友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警員，他接手後，交通立即變得井然有序，車輛亂停亂放的現象也停止了！

彼時，我是新加坡警察部隊的一名學員，助理警司級別，剛從大學畢業，能夠撰寫關於全球經濟和貨幣政策的論文，但在指揮交通方面卻完全無能為力。事實上，我甚至沒有駕駛執照，也沒有通過《公路法》考試！我的隊友是一名警員，比我低很多級，他對當時的情況做出了很好的反應。他很有道路意識。

這是一次狼狽的經歷。但我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政策設計者必須理解執行鏈。基層官員是我們的政策和計劃及其對公民的影響之間的接觸點和接口。無論我們有什麼宏偉計劃，執行工作都是在基層進行的。

作為行政幹事，你們從事政策設計工作。你們進行複雜的建模和分析。但是，如果要將政策意圖轉化為預期成果，你們就必須了解政策的傳播鏈條—公民如何看待政策，政策如何傳播，以及政策如何改變個人或群體的行為。而基層官員，即政策意圖與結果之間的銜接點，是橡膠落地的地方，也是執行的地方。執行就是政策。

因此，要盡最大努力，尊重和發展一線人員，並在一線工作一段時間。或許，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可以制定一項新標準，規定任何行政官員要想晉升，必須通過交通指揮能力測試！（笑）

啟示二：領導者需有破局勇氣

領導者最關鍵的任務之一是確定戰略方向，並在世界發生變化和形勢需要時勇於改變方向。

我認為我在警界任職時的兩位專員非常傑出，他們是吳永鴻先生（Goh Yong Hong）和鄭大峇先生（Tee Tua Ba）。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們都在打擊秘密組織和有組織犯罪。

吳永鴻先生擔任警署署長時，發現20世紀80年代的秘密組織更多是由無精打采的年輕人組成的街頭幫派，而不是過去那種組織嚴密的黑社會。他決定在烏節路中段舉辦搖滾音樂會，讓年輕人盡情歡樂，並讓他們參與其中。他還創辦了警察男孩俱樂部，嘗試為他們的青春活力提供健康的出口。

彼時，當吳署長第一次提出這個想法時，與會的高級警官們，包括我在內，都對潛在的暴亂表示擔憂。吳先生責備我們說：如果你們連青少年的擾亂治安行為都處理不了，又怎麼能處理嚴重的騷亂？你們的膽量到哪裡去了！當時，搖滾音樂會進展順利，我們也與年輕人建立了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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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下另一位有膽識的警務處長是鄭大峇先生。他在上世紀60年代曾打擊過頑固的犯罪分子，他對前線人員不敢做決定感到非常氣憤。他們只是遵循所謂的《警察通例》（PGO），其中規定了在各種情況下應該採取的行動。更糟的是，他們還經常向行動室警長請示。

鄭大峇先生髮起了一場賦權運動，讓前線的官員行使酌處權並做出決定。他承諾，只要你不違法，你所犯的任何錯誤都不會對你產生不利影響。誠實地犯錯誤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得多。在此基礎上，我們後來轉而採用解決問題的警務方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如今，我的故事已經過去了近40年，我很高興我和公務員首長葉成昌（HCS Leo Yip）都曾在新加坡警察部隊共事多年，而新加坡警察部隊也在不斷做出改變。但這一切都始於這兩位勇敢的領導者，他們改變了方向，從打擊秘密組織和黑社會，到與街頭幫派打交道，使他們改邪歸正，再到與公民建立友好關係，爭取他們成為維護法律和秩序的夥伴。這是多麼大的範式轉變！

我們不應成為過去的奴隸。利用過去的經驗。當情況發生變化時，要準備好大膽嘗試，勇於創新，並做出範式轉變。並準備好增強前線人員的能力。如果他們犯了誠實的錯誤，鼓勵他們再試一次。這樣，官員們就能學到東西。

啟示三：化短板為機遇，化小為美

新加坡在許多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限制—土地和人口規模有限，國內市場狹小，幾乎沒有自然資源，我們甚至不得不進口水。但是，新加坡的故事是一個化短板為機遇、化小為美的故事。

開國總理李光耀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解決缺地少水和缺乏腹地的問題。如今，我們的供水有4個渠道——海水淡化、新生水、通過17 個水庫蓄水和進口水。現在，這些技術催生了膜技術和水凈化方面的新產業。同樣，新加坡良好的城市規劃和綠化把這個小島變成了 「自然之城」，並培養了我們在中國和其他國家規劃和建設綜合城鎮的技能。

由於國內市場狹小，我們不得不一直向外看。通過迎接來自第一世界的優秀跨國企業，新加坡實現了區域跨越，從第三世界邁向第一世界。當亞洲地區強勁增長時，我們開始了區域化進程，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公司將新加坡作為在本地區投資的基地。

通過不採取保護本地公司的狹隘方法，迫使我們的公司參與競爭，不斷升級。楊榮文部長發起了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如今，我們已簽署了 27 項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涵蓋東協、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美國和歐盟，以及與太平洋聯盟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場（Mercusor）簽訂的新協定。

因此，儘管我們不能倖免於美國的關稅措施，但值得慶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相信自由貿易的好處。未來幾年，我相信全球供應鏈和全球技術鏈將發生重大重組。這場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使世界各地的公司不僅要考慮效率，還要考慮應變能力和可靠性。新加坡作為主要的貿易樞紐和物流中心，可以充分利用正在進行的數字革命，特別是人工智慧，在這種新格局中重新定位。我們必須深化和拓寬與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力求在這場動盪中變得更加強大。

在這個貿易和科技戰爭的時代，我們把新加坡定位為全球—亞洲科技、創新和企業的節點，成為值得信賴、對世界有用的國家。

啟示四：從長計議，擁抱矛盾

我們採取了長期的執政方式，充當我們未來的管理者，並接受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目標。

2020 年，在新冠疫情期間，作為財政部長，我不得不五次去見我們的民選總統哈莉瑪-雅各布（Halimah Yaacob），向她介紹五份預算案中的每一份，並徵得她的同意，動用過去的儲備金來支持我們的工人和企業。我們總共動用了約 400 億新元的儲備金。

雖然世界各地的財政部長都在大流行病期間支持本國經濟和人民，但我可能是唯一一個不借一分錢就撥出這麼大一筆款項的人。這意味著我們的子孫後代無需償還任何一分錢的債務。我們受益於我們的創始領導人長期管理的遺產。展望未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新加坡人以及我們的領導人必須珍惜和維護這份遺產。

在制定政策時，我們能夠很好地處理表面上的矛盾。

在發生危機（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時，我們迅速做出反應。而在順境中，我們則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楊榮文先生提倡設立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獎學金，以培養新加坡的核心科學人才，並請來諾貝爾獎得主雪梨-布倫納（Sydney Brenner）等頂尖人物來培養他們。他稱之為親本地、親外國戰略。

當我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工作時，我發現我們肩負著雙重使命--發展我們的金融部門，以及監督我們的金融部門以確保其安全和穩定。這看似矛盾，但卻迫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我們所做工作的風險和收益。我們金融中心的發展並非偶然，而是因為這種非常謹慎的平衡。

新加坡必須創造我們獨特的競爭優勢，而我們監管機構的這種靈活性可以成為我們力量的源泉，特別是在信任和信心至關重要的行業，如醫療保健、食品藥品和金融業。正如 F. Scott Fitzgerald 曾說過的那樣，檢驗一流智慧的標準，是能否同時在頭腦中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想法，並且仍能保持正常工作的能力。

啟示五：倡導積極的公民意識

自從我從政以來，我看到了公民的教育程度如何提高，信息如何更靈通，他們如何希望參與決策，使事情發生。雖然也有少數人抱著狹隘或自私的目的，但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在社會福利、商業和藝術等不同領域為建設一個更有活力、更有愛心的社會做出貢獻。

這是新加坡的優勢。我們必須激發公民的創造力和活力，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決策和國家建設。否則，我們將面臨社會分裂或冷漠的風險。為了維持良好的政治，我們必須擴大信任和參與的基礎，讓全社會都參與進來，讓每一個新加坡人都能發揮作用，讓我們的成功與他們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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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發起 「我們的新加坡對話會」（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群策群力，共創未來（Singapore Together）運動」、「未來經濟諮詢委員會（Future Economy Advisory Panel)以及在COVID期間成立的 「越戰越勇工作小組(Emerging Stronger Taskforce) 」的過程中，都收穫頗豐。我們了解到許多新加坡人關心的問題和願望，收到了許多好的想法和反饋，我們共同發起了許多有用的倡議。參與者告訴我，他們覺得這非常有價值，可以學習我們如何共同創造解決方案，並在這個過程中加深信任和理解。

最近，黃循財總理髮起了 「新加坡攜手前進」（Forward Singapore）運動，讓新加坡人直接參與，聽取他們的意見，並與公民、企業和社區共同制定解決方案，加強我們的社會契約。

作為政務服務官員，你們在與公民接觸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以個人或組織的身份，還是在領導與你們共事的基層公務員與公民互動方面。

我鼓勵你們擴大參與範圍，不僅僅是在你們的部委內部，甚至不僅僅是整個政府，而是擴大到整個社會。如果你們將其擴展到更廣的範圍，深化與世界各國人民和國家的夥伴關係。

啟示六：加深公共服務部門與政治領導層之間的信任

在我看來，這是 6 條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

我們的行政部門，以及更廣泛的公共服務部門和公共服務人員，發揮著重要的互補作用，與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層合作，共同治理新加坡，推動新加坡向前發展。

雖然政治官員與公共服務部門之間的關係在不斷發展，但有一個關鍵品質沒有改變，那就是我們之間的高度信任和信心，以及我們為新加坡人民確保新加坡更美好未來的共同目標感。

作為一名行政事務官員，我曾直接在我國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手下工作，後來又與楊榮文一起在貿工部（MTI）工作，並與國務資政吳作棟一起在新加坡金管局（MAS）工作。我對他們深懷敬意，因為他們不追求狹隘的個人或政治利益，而是以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福祉為重。他們都富有遠見和創造力。我之所以留在公共服務部門，是因為我覺得我是在與我可以仰望的領導人共事，他們對新加坡人民福祉的承諾激勵著我。

在擔任行政職務期間，我與你們中的許多人密切合作。我們在COPS進行了激烈的爭辯，討論如何培養年輕的官員。我們都致力於確保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長遠利益，培養我們的接班人。

政治領導層和公共服務部門各司其職，但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在公共服務領域工作了45年--前15年在新加坡警察部隊，後15年在行政服務部門，迄今為止，過去的15年在政治領導層。因此，我親身經歷了從行政部門到成為內閣部長的轉變。

在我擔任貿工部常任秘書長期間，我輔佐楊榮文部長，是楊榮文確定了推行自由貿易協定的戰略方向，並與夥伴國的部長們建立關係，說服他們認識到自由貿易協定對彼此的價值。我負責監督每次談判的細節。

後來，當我成為教育部長時，先是慶怡（CHing Yee），後來是麗芬（Lai Fung），她們都是我的常任秘書長，給予了我強有力的支持。他們與總部和學校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團隊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們進行了公開而嚴謹的政策辯論。時至今日，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如果我的想法有缺陷，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行政服務人員會坦誠地告訴我。他們敢於對權力說真話。我還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我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我花了很多時間走訪我們的學校和教師，獲得了第一手的反饋信息。他們也敢於告訴我學校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對我在教育部制定政策非常有價值。

同樣，在國立研究基金會（NRF），先是麗芬（Lai Fung），現在是祝全（Chorh chuan），他們都會與我就如何通過研發投資實現影響力展開激烈辯論。

未來幾年，新加坡的政治競爭將更加激烈。我聽到一些政黨聲稱，擁有一流的公共服務，公眾不必擔心政府更迭，這讓我感到震驚。

我深信，沒有一位部長能夠為了新加坡的長遠利益而制定有效的政策，只專注於政治參與或政治活動，而讓公共服務部門來設計和實施政策。如果我在行政服務時期服務的政治領導人都是這樣做的，對新加坡的發展沒有政策直覺，我早就離開公共服務部門了。我的許多常任秘書同事也是如此。我們之所以留任，是因為與我們共事的政治領導人有著共同的使命，那就是為新加坡、為新加坡人、以清晰的戰略思維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結束語

最後，讓我總結一下。在我們慶祝新加坡政府60周年之際，讓我們繼續反思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運用所學到的原則，繼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未來將是動盪的，但如果我們能吸取教訓，就能繼續取得成功。

我提到了 6 條經驗教訓，我們獨立後的每個十年都有一條。

啟示一：政策執行始於前線，基層智慧決定成敗

啟示二：領導者需有破局勇氣

啟示三：化短板為機遇，化小為美

啟示四：從長計議，擁抱矛盾

啟示五：倡導積極的公民意識

啟示六：加深公共服務部門與政治領導層之間的信任

行政部門必須成為這份遺產的管理—新加坡未來的捍衛者。因此，領導要正直，服務要用心，思考要大膽。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要以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為中心。

謝謝大家！

CF丨編輯

HQ丨編審

新加坡國會丨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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