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小红点” 到全球枢纽，副总理王瑞杰谈六大治国经验

启示二：领导者需有破局勇气

领导者最关键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战略方向，并在世界发生变化和形势需要时勇于改变方向。

我认为我在警界任职时的两位专员非常杰出，他们是吴永鸿先生（Goh Yong Hong）和郑大峇先生（Tee Tua Ba）。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们都在打击秘密组织和有组织犯罪。

吴永鸿先生担任警署署长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秘密组织更多是由无精打采的年轻人组成的街头帮派，而不是过去那种组织严密的黑社会。他决定在乌节路中段举办摇滚音乐会，让年轻人尽情欢乐，并让他们参与其中。他还创办了警察男孩俱乐部，尝试为他们的青春活力提供健康的出口。

彼时，当吴署长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与会的高级警官们，包括我在内，都对潜在的暴乱表示担忧。吴先生责备我们说：如果你们连青少年的扰乱治安行为都处理不了，又怎么能处理严重的骚乱？你们的胆量到哪里去了！当时，摇滚音乐会进展顺利，我们也与年轻人建立了新的关系。

我手下另一位有胆识的警务处长是郑大峇先生。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打击过顽固的犯罪分子，他对前线人员不敢做决定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只是遵循所谓的《警察通例》（PGO），其中规定了在各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的行动。更糟的是，他们还经常向行动室警长请示。

郑大峇先生发起了一场赋权运动，让前线的官员行使酌处权并做出决定。他承诺，只要你不违法，你所犯的任何错误都不会对你产生不利影响。诚实地犯错误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在此基础上，我们后来转而采用解决问题的警务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今，我的故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我很高兴我和公务员首长叶成昌（HCS Leo Yip）都曾在新加坡警察部队共事多年，而新加坡警察部队也在不断做出改变。但这一切都始于这两位勇敢的领导者，他们改变了方向，从打击秘密组织和黑社会，到与街头帮派打交道，使他们改邪归正，再到与公民建立友好关系，争取他们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伙伴。这是多么大的范式转变！

我们不应成为过去的奴隶。利用过去的经验。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要准备好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并做出范式转变。并准备好增强前线人员的能力。如果他们犯了诚实的错误，鼓励他们再试一次。这样，官员们就能学到东西。

启示三：化短板为机遇，化小为美

新加坡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限制—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国内市场狭小，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我们甚至不得不进口水。但是，新加坡的故事是一个化短板为机遇、化小为美的故事。

开国总理李光耀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缺地少水和缺乏腹地的问题。如今，我们的供水有4个渠道——海水淡化、新生水、通过17 个水库蓄水和进口水。现在，这些技术催生了膜技术和水净化方面的新产业。同样，新加坡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绿化把这个小岛变成了 “自然之城”，并培养了我们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规划和建设综合城镇的技能。

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我们不得不一直向外看。通过迎接来自第一世界的优秀跨国企业，新加坡实现了区域跨越，从第三世界迈向第一世界。当亚洲地区强劲增长时，我们开始了区域化进程，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公司将新加坡作为在本地区投资的基地。

通过不采取保护本地公司的狭隘方法，迫使我们的公司参与竞争，不断升级。杨荣文部长发起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今，我们已签署了 27 项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和欧盟，以及与太平洋联盟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Mercusor）签订的新协定。

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幸免于美国的关税措施，但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相信自由贸易的好处。未来几年，我相信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技术链将发生重大重组。这场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世界各地的公司不仅要考虑效率，还要考虑应变能力和可靠性。新加坡作为主要的贸易枢纽和物流中心，可以充分利用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在这种新格局中重新定位。我们必须深化和拓宽与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力求在这场动荡中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个贸易和科技战争的时代，我们把新加坡定位为全球—亚洲科技、创新和企业的节点，成为值得信赖、对世界有用的国家。

启示四：从长计议，拥抱矛盾

我们采取了长期的执政方式，充当我们未来的管理者，并接受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目标。

2020 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作为财政部长，我不得不五次去见我们的民选总统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acob），向她介绍五份预算案中的每一份，并征得她的同意，动用过去的储备金来支持我们的工人和企业。我们总共动用了约 400 亿新元的储备金。

虽然世界各地的财政部长都在大流行病期间支持本国经济和人民，但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借一分钱就拨出这么大一笔款项的人。这意味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无需偿还任何一分钱的债务。我们受益于我们的创始领导人长期管理的遗产。展望未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新加坡人以及我们的领导人必须珍惜和维护这份遗产。

在制定政策时，我们能够很好地处理表面上的矛盾。

在发生危机（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我们迅速做出反应。而在顺境中，我们则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杨荣文先生提倡设立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奖学金，以培养新加坡的核心科学人才，并请来诺贝尔奖得主雪梨-布伦纳（Sydney Brenner）等顶尖人物来培养他们。他称之为亲本地、亲外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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