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多年的怡和軒，在世紀交接的時刻醞釀轉型。1978年就加入怡和軒的林清如曾經連任6年主席 (2007-2013)， 之前也擔任總務多年。他曾經是旁觀者，無心插柳，所以旁觀者清，後來又是參與者、決策者，無風而動，所以當局者明。他通過口述，暢談這個關鍵時期怡和軒的方方面面。

（林清如先生）

「先從陳共存的「降格論」談起

2008年,陳共存在陳嘉庚先賢館成立時的《獻詞》中提到，「由於客觀環境的關係，怡和軒俱樂部『降格』為一般性組織，實為可惜。」我覺得這句話重了點。回想怡和軒成立之初。未嘗不是為了消閒。

後來陳嘉庚把它引入社會，變得偉大，且光芒四射，那也是客觀形勢使然。從陳嘉庚到陳六使,怡和軒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超越一般社團的功能,扮演舉足輕重的公民社會角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中華總商會，領導一場又一場跨幫派的全民運動，為華社樹立了光輝的形象，這當然是值得謳歌和敬仰的。

（陳嘉庚在怡和軒致詞）

但是，陳共存痛陳怡和軒「降格」，也有其中肯的一面。或者說，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後陳六使時代，孫炳炎從高德根手中接過棒子，怡和軒「沉寂」了36年 (1966-2000) 。

其實，那也正是一個強勢政府,如何有步驟、有計劃地驅使社團邊緣化的時代。中小學教育經過整頓、改革,輔助學校改變為全津貼學校,華社無須再籌款辦學，拿誰的錢，聽誰的話，誰受推崇，被打壓,客觀形勢洞若觀火，大家心知肚明，什麼可做,何時縮手。80年代南大不復存在，華校前仆後倒，華文媒體大一統，整體局面已受控。

華社從沉寂到配合，這才有新的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的出現，實際上是民間力量的體制化。觀察孫炳炎時代，縱使他心裡想要怡和軒「積極參與本區域和新加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有心發展怡和軒，也難物色志同道合者，充其量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怡和軒的長期沉寂是必然的結果，當然再也看不到陳六使時代參與教育甚至創辦大學的轟轟烈烈場面，也看不到高德根在10萬人群眾大會上慷慨陳詞追討血債的激憤情景。

孫炳炎守住底線

孫炳炎長期領導怡和軒，難免會有人閒話，但他的功績是應該被肯定的。所有對孫炳炎的正面評價我都能接受，如蔡天寶在追悼孫炳炎時所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的寬大精神，以及其他優點。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領導怡和軒時,言行始終洋溢他對嘉庚精神的景仰，始終保持怡和軒的無黨無派地位。孫炳炎本人對政治也是超然的，但這並不意味他對政治缺乏判斷力。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提起，當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孫炳炎對新馬分家的消息公開表示歡迎」，因為當初他本來就覺得新加坡不應該加入馬來西亞。

但是，他一個人當了36年怡和軒的主席，不能不說是值得深思。在陳嘉庚之前，主席一職無年限，1923年陳嘉庚掌管怡和軒，訂立章程，其中一條規定主席不能連任三屆，那時每年改選，三屆即三年。所以從1923年至1948年 (日治時期不計) ，每有林義順、李俊承出面輪替,陳嘉庚退居常務委員，參與怡和軒工作。這說明陳嘉庚建立了優良的換班制度。

戰後至今，時代變了，章程也變了，怡和軒成為由會員擔保的責任有限公司,主席任期不受限，所以陳六使連任主席十餘年，孫炳炎任期更長達36年，直至90歲高齡才下野。究其原因，當時出任怡和軒主席的人經常也是中華總商會的現任或前任會長,有財有勢，因此少有人膽敢問津怡和軒主席的職位。孫炳炎在任後期怡和軒沉寂，活動以打麻將消閒為主，或許也有人認為做主席的也應該是會打麻將的。當然，孫炳炎的近乎終身制，難免引來關於個人山頭、保守封閉、任人唯近等非議。但無論如何，孫炳炎對怡和軒的貢獻非凡，他是先賢精神和怡和軒宗旨的忠實守衛者，怡和軒在他手中保住本色，守住底線。

沉寂中聽見陣陣悶雷

1978年某日，何瑤琨需要我的法律諮詢,，我去怡和軒談,剛好孫炳炎、林子勤、郭亨升等熟人都在打麻將。我從小就喜歡打麻將,甚至在被政治拘留的時候，在牢里也打起麻將。辦完事後，何瑤琨把我拉下場，大家看到我其實還是好此道者，讓我填了表格，當場入會。

在那一段日子裡，我每天一早打完高爾夫球後去上班，傍晚三四點就到怡和軒消閒去。十幾年一晃而過，未曾想過能為怡和軒做些什麼。直到1987年何瑤琨去世後，我才頂替他的空缺，從候補董事轉正。下來12年，我忝列董事名冊，最多也是從末座上升到中位，沒有任務，沒有作為。

1995年怡和軒歡慶成立100周年活動時，我看到怡和軒積極的一面。那年我已經58歲了，對工作開始感到厭倦，想起應有退休的準備，自然就考慮到那邊的環境。

孫炳炎要搞百年大慶，我雖然並未全力參與，但懂得前後經過。100周年大慶,孫炳炎表現積極，他要重溫怡和軒的歷史。來自中國各省和不同團體的一百多位客人，許多是早年陳嘉庚的左右手，如張楚琨等都來了；還主辦一個新加坡文物展和兒童畫展，並向報界宣布怡和軒要設立一個文物館。那時我才感覺到，或許怡和軒不會永遠淪為一個搓麻將的地方，可能還會有些有意義的事可以做。

（孫炳炎-怡和軒100周年）

百年大慶過後，怡和軒面對兩個問題，一是會所受到地鐵工程的影響，成了危樓，須與陸交局談判，在重修與重建之間作個抉擇，我的專業略有用場；另一是孫炳炎年近90，接班人問題愈顯迫急，退與不退，他總是舉棋不定。1999年是董事換屆的年份，選舉前聽說孫炳炎有意退下，相傳是孫炳炎屬意的人找我談，表示他或會接任主席，希望我出任總務協助他。為了實現換班，我答應了。可是進行複選時，情形出乎我的意料，孫炳炎連任主席，但我倒是真的出任了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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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換班不成？我一時不去猜想箇中原因，然被選為總務，就開始認真做，談不上使命感，我根本也就沒有什麼使命感。

記得我推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入會費從5000元減為3000元，主張招收新會員,也立即引進了如陳醉在、王如明、孫澤宇、陳遠騰等人。傳言中的換班沒實現，人事關係突然變得微妙複雜，幾個月後我辭了總務的職位，但是還答應孫炳炎，留下來協助他推動文化活動，同時關照與陸交局談判會所受損的事。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志同道合的班子，除了剛進會的王如明、孫澤宇等人，還有1995年就成為會員的潘國駒。潘國駒提議設立史料小組，協助實現孫炳炎四年前提出創辦文物館的願景。史料小組於2000年成立，楊松鶴、王如明、孫澤宇和我都是小組成員，聘請了黃今英負責收集與梳理歷史資料，出版了他撰寫的《陳嘉庚》。

同年6月還邀請南大校友、南澳弗林德斯大學歷史教授楊進發博士，到中華總商會禮堂主講「陳嘉庚在新加坡的歷史地位」，吸引450名聽眾,一炮而響,之後講座不輟,出版活躍,蔚然成風。

說怡和軒轉型搞文化，這算是開始吧。

（先賢館 - 林少彬攝影）

進入後孫炳炎時代

2001年董事部改選前的幾個星期，有一天孫炳炎召集我們10幾個人到中華游泳會的餐廳吃飯。席間他表示這回決意退下，建議黃鴻美接任主席，我則重做馮婦當總務。大家沒有意見,班子就這樣定了，下來的一切就是手續而已。2002年四月孫炳炎與世長辭，怡和軒進入後孫炳炎時代。

新班子面對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沒有了一個家長式的領導中心，卻有一個日愈破損的會所要處理。2001年地鐵工程大致竣工，是與陸交局「算帳」的時候。陸交局始終堅持，會所可以修補，不會坍塌。這些時候出入怡和軒的，多是些打麻將的人士，他們同時隸屬幾個消閒性質的組織，一般態度是「哪裡涼哪裡坐」。因此就有不少人認為，只要陸交局肯修補，並保證沒有坍塌危險，那就得過且過，何必多事想要重建。還好這時團隊里有好多人認為應該從長遠著想,應該花些錢找專家測探，要是屋身結構有問題,就得堅持要重建。這本是費時費錢的事，但是大家覺得責任在身，再麻煩也要做。

2003年我已經66歲，主席黃鴻美也剛過70，我心裡想，總務一職應該由比較年輕、有潛能者出任,為領導層的自我更新做準備。洪寶興是畢業於南大的專業會計師，在我的勸說下,在2003年董事換屆時出任總務。我以董事部秘書的身份留下來，協助會務，特別是與陸交局爭取賠償的事。談判冗長費時，陷入僵局，我們決定訴諸法庭。開庭前夕會務顧問蔡天寶出面調解，索賠問題終在建築物必須重建的基礎上獲得解決。

由於會所傾斜程度日漸嚴重，2004年9月董事部租用隔鄰適可俱樂部為臨時會所。洪寶興身兼一間行業公會和一間鄉親會館的主席，覺得分不了身照顧怡和軒，2005年董事換屆時決意卸任，我只好再當起總務。租用適可俱樂部的會所需付不少費用，為了節省開銷,同年7月怡和軒搬到位於客納街76號中華為基利俱樂部會址，與租用該會址的友竹俱樂部共用會址。

（怡和軒外觀 - 林少彬攝影）

重建後的怡和軒,何去何從

重建後的怡和軒應該何去何從?這是重建前就應該想好的問題。有些人認為應該利用會所的商業價值,比如說部分出租開餐館、KTV廂房、辦公等用途，一勞永逸解決經費的問題。有些人覺得老祖宗從來不曾把會所當商業用途,我們最好別破例。就在這個時候,怡和軒元老陳共存站了出來。他大力主張由陳嘉庚基金接管怡和軒，開闢為「陳嘉庚館」,甚至在報章上公開呼籲，很多怡和軒會員對此疑惑不解。

有一天，陳共存約黃鴻美、潘國駒和我到他的住家吃飯，請來了楊榮文部長，大概以為楊部長也會同意他的想法。楊部長向我們了解了怡和軒現狀，認為可以考慮雙方如何合作。當晚,黃鴻美邀請楊部長來怡和軒走走，於是才有楊榮文、許通美、王賡武和三位夫人等嘉賓於2003年的怡和軒之行。楊榮文認為合作是可行的，應該把怡和軒保留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文物 (living heritage) ，不要淪為沒有人氣的博物館。

怡和軒董事潘國駒同時是陳嘉庚基金的副主席，了解怡和軒內部情況，在推動怡和軒的重建工程上貢獻很大。

2005年的一天,就在董事部要開會討論重建大計前的一天，我與王如明趕到東陵俱樂部面會潘國駒，他當場獻議合作方案：怡和軒讓出地面層給陳嘉庚基金設辦事處並附設一個文物館,陳嘉庚基金贊助怡和軒建築費100萬元，限期若干年另談。

2006年怡和軒會員大會批准了與陳嘉庚基金合作的方案，確立了怡和軒未來弘揚先賢歷史、傳承文化的方向。

（先賢館開幕）

「同仁錯愛，我當了主席」

重建工程於2006年7月9日由會務顧問蔡天寶主持動土典禮，2007年9月即告竣工。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同仁楊松鶴、柯寶國、廖德能、吳文國和吳添樂等人日日輪流伴我出入工程場所，勞苦功高。一座嶄新華麗大廈終於出現眼前，個個喜形於色。

董事部任期2007年屆滿,黃鴻美決定卸任，同仁錯愛了，我被推了上去。這一年，我已經70歲了，我只能當它為一項「應急措施」地接受了。同年12月8日，怡和軒從位於客納街76號的臨時會所搬回去，而友竹俱樂部與中華為基利俱樂部的租約也到期。這一來，常在這幾個俱樂部打麻將消閒的人面對了一個相當混亂的局面，怡和軒免不了受到衝擊，董事部以明確的立場、堅定的態度朝既定的方向走。

2008年11月9日怡和軒聯合陳嘉庚基金假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三慶大典，其一慶祝會所重建落成、其二慶祝怡和軒成立113周年紀念、其三慶祝陳嘉庚基金先賢館開幕。場面熱烈,兩位內閣部長 (尚達曼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楊榮文) 同為嘉賓。在慶典上致詞時，我呼籲「各界人士以新的眼光看待怡和軒,支持怡和軒，共同為保存國家寶貴的文化遺產，為文化傳承,為建立一個更為優雅的新加坡社會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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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典當天我在接受聯合早報記者李慧玲訪問時也說,「怡和軒的重建和先賢館的設立可說是民間團體一項自覺性的工程，當然只是一個小項目罷了。要是類似的社團能塑造一個共同的遠景，實際地行動起來，我們或許可以為國家開闢一片清新的天空。製造一個文化的大環境是文化建設的先決條件，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凝聚並發揮民間的力量,強大的民間力量才是傳承文化的真正力量。」

（早報報道）

換了血的怡和軒

在她沉寂的年代，加入怡和軒的人多為了打麻將消閒而來。1999年起怡和軒改變方針，決定打開門戶，廣招各方有識之士。雖然初期的反應不理想，從2000年至2006年的6年里還是吸引了40多名新會員。

2007會所重建竣工後,配合2008年三慶大典的成功舉行，怡和軒以嶄新姿態重現。在2007-2009年度里怡和軒接受了整整120名人士的申請入會，當中不少是事業有成的南大校友。此後董事部以比較節制、穩定的態度繼續開放門戶，從2010年至2014年的階段，平均每一年引進20至25名新會員。新陳代謝的結果，2000年以前原有的200左右名舊會員,至今只剩下80幾名。在現有會員名冊上的300多名會員里,有超過2/3是2000年以後加入的新會員,怡和軒是換了血!

新近加入怡和軒的會員,都是在各自領域裡的成功人士、在各自崗位為社會服務的各界精英。他們不是為了打麻將或其他消閒而來，他們明白也接受,參加怡和軒其實是一種付出，是有別於參加鄉村俱樂部,不能抱著期待物質回報的態度。

怡和軒會員以認同與發揚上代人的精神財富為豪，因為那是一種激勵人生的奮鬥的力量。通過發揚這段歷史教育自己,也教育後代，這就是文化傳承。我相信現任領導班子不會刻意發起招募新會員運動,但會繼續歡迎和物色不同領域成功人士的加入。因為對我們而言,每一位會員都是一份資源。

會員自覺自願的承擔

都說怡和軒是富人俱樂部,應該有大把錢。事實不然，怡和軒會員有錢，不等於怡和軒有錢。除了會員年捐、入會費，會員消閒活動時的娛樂捐，怡和軒沒有其他的收入。利用這些收入來支付常年開支,有很多時候是不夠的。每逢舉辦特別項目 (如修理會所或周年慶典) ，就得向會員籌款。籌款所得扣除開銷,剩餘的就當活動儲備以應付常年開支的不敷。

1985年怡和軒舉行90周年慶典，籌了20多萬元，扣除開銷，還剩近10萬元，應付至1995年的開銷。1995年慶祝100周年，孫炳炎籌了100多萬，雖然那回慶典開銷大，還剩好幾十萬元，2001年我做總務時,有足夠的錢聘請專業人士與陸交局交涉賠償。2005年敲定重建計劃與藍圖，盤算重建費用，需要250萬元左右。除了陸交局賠償118萬元，陳嘉庚基金的100萬元,欠缺好幾十萬元。

2006年7月工程已動土，我們在2007年3月才決定向會員籌款，好在會員響應令人鼓舞，在短短兩三個月里，籌募了130萬元左右。2008年11月9日舉行三慶大典，我們又向會員伸手，再籌了50萬元左右。兩次的籌款,應付重建與慶典費用後，尚有可觀的餘款。

會所重建完成後，怡和軒會務方針有更明確、更穩定的轉變。董事部決定從長計議，認真恢復怡和軒的形象，從而爭取全體會員對於怡和軒自覺自願的承擔。因此，從2010年起會員年捐由$480調高至$720,這是個果斷、大膽的決定。董事部堅持透明作風，所作決定得到全體會員的支持。自會所重建以來，財務狀況良好，每年收支平衡。

一個人文小天地

2008年11月9日先賢館由財政部長尚達曼開幕,潘國駒與他的陳嘉庚基金團隊為先賢館付出心血。除了介紹陳嘉庚、李光前，先賢館展出陳六使史跡圖片，是鬧市裡的社團僅有的。先賢館的設立對怡和軒形象的重構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它能不斷提升。

2011年怡和軒與先賢館應馬來西亞有關團體的要求，聯合舉辦一場重遊滇緬公路的壯舉。6月25日車隊由怡和軒門前出發,浩浩蕩蕩，轟動一時。2012年怡和軒、中華總商會、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及先賢館響應各界人士的呼聲，決定共同立碑紀念南僑機工。2013年，一座紀念南僑機工的巨型雕塑終於在晚晴園豎立起來，並於同年3月4日由時任外交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高級政務次長的陳振泉揭幕。

新會所落成後，為文化活動提供了方便。曾有一段時期怡和軒的周末小型講座吸引大批聽眾，往往把二樓擠得水泄不通。我們辦的講座受歡迎，主要原因是課題多方面，我們談社會、歷史、甚至政治課題。政治上怡和軒立場超然,決不涉及政黨政治，但是關注政治、談論時事應是人人都有的權力，也是該做的事，這是我們與很多社團不同的地方。這一兩年我們辦的講座較少,一來是周末很多團體都會辦講座。二來我們把精力集中在提升《怡和世紀》的出版。三來我們已經不滿足過去的小型講座方式，在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希望能夠在素質方面提高，重質不重量，也不妨重名人效應，重講座的規格,藉以提高怡和軒的形象。

為了喚起會員對怡和軒的關懷,我們在2002年出版了會訊。從此平均八九個月出版一期，篇幅從最先的四頁逐漸增加到八頁。後來不少文化界人士加入怡和軒，其中包括了陸錦坤、許福吉等人。他們幫忙推動了會訊的提升，於2010年把會訊改為比較有分量的《怡和世紀》，每四個月出版一期。至今連續出版了15期,每期准，篇幅從最初的30多頁逐漸增加到目前的144頁。

所有的編輯人員(包括後來加入的謝聲遠、李秉萱、南治國、謝聲群等人)都是義務效勞，勞苦功高。《怡和世紀》目前通行量5000本，免費贈閱。除了廣告收入，《怡和世紀》同仁也於2012年間召集一批熱心會友，籌了一筆基金資助出版費用。《怡和世紀》目前已是新加坡文化界的盛事,深得讀者的讚賞。內容涵蓋社會焦點、時評、史料整理、文化傳承、財經、會友風采、藝文等方方面面。座右銘是：報道翔實，以發揚求真精神為己任：論理客觀，既不標榜，也不媚俗：門戶開放，思想碰撞，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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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主觀、客觀條件，我們這些年來能做到的，極其有限。

要是我們已做的一切，能對華社團體的文化活動起些微推動的作用，那就意義非凡了。必須指出,在怡和軒，我們想的不會是福建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等，我們不會特意搞民俗文化。我們首先注重怡和軒和先賢的事跡，這是新加坡歷史的一部分，我們也希望挖掘、整理和分享一切有關新加坡的人文史料，所謂的本土文化，自有其自己的活水源頭，常常會是我們優先考慮的。

怡和軒能走多遠

一路走來，其實並不容易。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改革都會傷害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會受到阻撓。這些年來，我們身歷其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幸一直都有一批志同道合者。怡和軒能有今天的場面，是所有同仁群策群力、衷心合作、相互包容的結果，不能太過強調任何個人的作用。

談起轉型，雖然是上了路，我們是否成功轉了型，仍說不定。

怡和軒換了血是事實，但脫胎換骨就言之過早了。有抱負、願承擔者應該站出來,有效地強化領導層自我更新的能力，那時候轉型才算成功。否則新人卻步，舊人硬撐，到一定程度大家也就會心灰意冷，前功盡棄。

怡和軒當然不可能恢復往日的光輝，她能走多遠，很大程度決定在於客觀環境的演變。面對一個「大統一」大趨勢的壓力，怡和軒要如何繼續保持超然的態度，那就要決定於我們大家的膽識與魄力了。

2011年怡和軒舉辦了一個座談會，探討華社能否有一個新方向。林清如主席以個人身份發言，提到應該以較為宏觀的思維、從一個新加坡公民社會角度展望華社的未來，賦予華社以新的時代使命，從而鼓勵與引導更多有抱負的人加入行列，通過華社的渠道參與公共事務，成為推動社會的力量。在現階段來說，這是曲高和寡，甚至還會引人發笑。但是他堅信，形勢會改變，他抱樂觀的心態展望怡和軒的未來。」

（本文作者：怡和世紀編輯部）

編輯：L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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