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時報》昨天的一篇報道，就活生生地反映了上述情況。
73歲的陳女士（假名）因便秘了好幾個星期，即使吃瀉藥也沒效，後來更是出現便血，2021年1月到綜合診療所看醫生。
醫生擔心她可能罹患結腸癌，讓她接受結腸鏡檢查來加以確定。
陳女士被轉介到新加坡中央醫院看專科醫生。
由於政府醫院當時為了應對疫情忙得不可開交，為了確保醫院床位充足有能力應付冠病確診病例增加的突發情況，所有非緊急病患的手術都被推遲了好幾次，所有非緊急的醫療程序，包括各種檢查，也只能往後排期。
結腸鏡檢查屬於日間手術，將內窺鏡插入直腸和大腸，檢查息肉和其他癌症跡象。屬於「非緊急」範疇的結腸鏡檢查的預約，於是乎就必須等上五個月，也就是要到去年6月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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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反映了我們在過去幾個月所欠下的債務」，醫院會把重點重新放在治療這些患者。
她最擔心的事發生了，她不僅罹患結腸癌，而且病情還相當嚴重，已經擴散到肝臟。
韋醫生建議她帶著檢查結果回去綜合診療所，再轉介到政府醫院接受資助治療。
他向陳女士保證，其他被他送回政府醫院的癌症患者都能得到優先考慮，並在兩周內接受治療。
單身的陳女士只有基本的終身健保計劃（MediShield Life），她擔心任何延誤都可能導致她的癌症進一步擴散。因為她的肝臟那時已經長了一個腫瘤，有5厘米大。
韋醫生說，延誤五個月的診斷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腫瘤，使治療更加困難。但他覺得推遲兩周的時間進行治療，不會有太大的實質性影響。
最後，由陳女士一手帶大的弟妹們，都同意她立即到私人醫院接受治療。他們與孩子們會湊錢支付醫藥費。
在韋醫生的建議下，陳女士最終選擇了安微尼亞山醫院較便宜的六人病房，醫藥費介於5萬至6萬新元。終身健保計劃，本應用於資助治療，因而只能支付一小部分費用。
陳女士經過幾輪縮小肝臟和結腸腫瘤的化療後，去年6月動了手術，目前情況良好，也沒發現癌細胞進一步擴散。
手術後不久，她收到中央醫院的信件，通知她說之前預約的結腸鏡檢查被重新安排到去年11月，再推遲了5個月。
換句話說，陳女士如果堅持一等再等在政府醫院看診的話，距離初次看診10個月後，才能進行結腸鏡檢查。
她告訴韋醫生：
「幸好我來找你看病，不然我要等那麼久才知道罹患癌症，到那時候，癌症很可能都惡化了。」
韋醫生透露，在過去兩年裡，他看到相當多社區病人不得不自己支付大部分費用，到私人醫院去接受治療。
許多人告訴他，他們已由綜合診療所轉介到政府醫院的專科診所，但因為預約要等三個月或更長而只得作罷。
畢竟生病不能一拖再拖，不及時確診和治療，或許就會錯失治癒的最好時機。
冠病期間更多病患轉向私人醫院，或會推高保費
冠病疫情促使更多患者到私人醫院尋求治療，一方面導致醫療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推高了索償額，可能導致醫療保險費上漲。
本地最大的兩家私人綜合健保計劃（Integrated Shield Plan，簡稱IP）業者——友邦保險新加坡（AIA）和職總英康（NTUC Income）都證實，公司處理的私人醫院索償額在疫情期間有所上漲。
友邦保險2019年至2021年的私人醫院索償占比分別為24%、27%及25%，雖有起有落，但整體而言比疫情前高。職總英康的2019年至2021年的索償占比則是34%、36%和37%，逐年上揚。
病患可以使用終身健保去支付公共醫院C級或B2級病房的住院費用，但公共醫院的B1和A級病房或私人醫院的住院費用，就必須由IP險負責支付償還。
我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購買IP險，允許他們到私人醫院求醫索償。
友邦新加坡醫藥總監王英成醫生相信私人醫療索償占比會繼續居高，因為人們會覺得政府醫院的等候時間非常長，比疫情前更久，所以那些有能力轉向私人醫療的人就會這麼做。情況若持續，保費將因此上漲。
私人醫療索償漲幅主要來自沒購買附加險病人。
有IP險但沒買附加險的公眾，首3500元的私人醫療費須先自行承擔，之後才由保險公司負責90%的費用。
有附加險的人則可讓保險業者承擔部分或全部醫藥費，不過那些自2018年起購買的附加險，不再允許業者支付全額醫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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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王英成醫生說，未買附加險的病人在疫情期間明顯增加。前年初到去年第三季，這批人的索償就增加了50%。
不過，也並非所有人都這麼做。
一部分有購買最貴級別IP險的病人，因為治療涉及不受保的長期複診，而政府醫院複診較便宜，所以並未轉到私人醫院。也有一批人因沒有附加險，為減少個人支付而留在政府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