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0年，新加坡的排碳徵稅將從目前每噸5新元的價格提高至50新元-80新元，這是新加坡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所公布的一項廣受歡迎的舉措。
新加坡這種大膽的領導方式與許多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很多國家遲遲沒有意識到，我們必須停止把珍貴的大氣層當作垃圾場，禁止隨意排放二氧化碳。
一直以來，新加坡政府在應對各種挑戰中都表現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早在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意識到道路不應免費開放，因此率先實行了道路收費制度；到了2020年，新加坡監管機構再次率先批准銷售在實驗室培育的肉類，美國今年很可能也效仿這一舉措。
因此，除了針對企業的碳稅，政府也計劃通過一定措施帶動新加坡居民的減碳意識。至於具體該怎麼做？新加坡國立大學兩位學者艾格華(Sumit Agarwal)教授以及Alberto SALVO副教授對這項課題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作者簡介
Sumit Agarwal | 艾格華
新加坡國立大學
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
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產系教授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研領域：房地產金融、行為金融學、家庭理財、金融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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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歷
SALVO, Alberto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可持續與綠色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教研領域：能源與環境經濟學、產業組織、應用微觀經濟學
從碳價的角度來看，每噸80新元的碳稅意味著平均每個新加坡居民需要支付400新元，到2030年，每年新加坡居民的消費會帶來5噸的碳排放量——當然，這只是假設所有的商品和服務產生的碳排放量，但事實並非如此。
碳的定價目前主要會影響到一些相關企業。例如，需要使用天然氣並將碳排放到大氣中的發電廠。
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主要是從燃燒化石燃料和放牧等人類活動中產生的。
實際上，比起讓新加坡整個社會都參與到減碳中來，對企業徵收碳稅似乎實行起來更為簡單，但這也會導致「治標不治本」，若要將碳密集型產品轉變為現代、可持續的綠色經濟，始終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其中，作為推動所有供應鏈發展的消費者尤其重要，因此必須充分參與進來。讓他們了解與碳相關的知識，認識不同的消費方式對碳排放產生的影響，這一點極其重要。
對家庭來說，碳排放量最大(即碳足跡較大)的三方面是水電等公用事業、交通運輸和食物，包括最終被焚燒的塑料包裝。
對此，我們建議新加坡政府為居民制定一個「碳積分」制度。就像信用或健康積分一樣，個人也可以獲得碳積分。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這個建議實施起來並不容易，至少會遇到兩個問題：首先，消費者的碳足跡數據遠遠不夠，若要建立一個相對透明和準確的記分卡，法定委員會、高校研究機構和其他部門都需要展開合作；另外，除了消費者之外，這些數據還需要向監管機構(如新加坡國內稅務局，IRAS)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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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知其所以然，方能了於心」，消費者需要了解自己的消費行為會在碳排放方面帶來什麼後果，並改變自己的消費方式。一旦消費者的想法發生了改變，企業就會努力進行創新，例如，生產全新、環保的食物，這與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建立創業型社會的想法不謀而合。
計算碳足跡
由於消費者的活動與交通、公用事業和食品消費息息相關，我們必須計算這些活動，才能清楚一個消費者究竟會產生多少碳足跡。
隨著消費行為逐漸走向數字化，消費者在訂餐、交通和電子產品方面的網上訂單越來越多。換句話說，消費者的大部分行為都可以被電子記錄下來。
如果消費活動被記錄下來，我們就能了解自己給汽車加了多少油，叫了多少輛網約車，以及乘坐公共汽車的頻率。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能準確掌握每種消費所包含的碳排放量——例如我們從中東開採石油，然後運輸到當地的加油站出售汽油，一輛汽車行駛10公里會排放大約3公斤的二氧化碳，這是公共運輸的10倍。
我們還可以通過公共部門、網絡和銀行對帳單了解電費和水費。另外，我們也能通過類似的方式獲取在餐廳或外賣應用程式購買的食物清單。
食物對碳足跡的影響
當然，這種方式也會不可避免地遺漏掉那些用現金支付的消費活動，比如在小攤上購買食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發現這種消費也會被納入記錄，因為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使用PayLah!等電子錢包了。
你可能想問：我們吃的食物也會對碳足跡帶來什麼不同影響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很多消費者並不知道，食用牛肉產生的碳排放量約是食用富含植物蛋白食物的25倍。雞肉和豬肉雖然不像豆類那麼環保，但它們也比反芻家畜養殖的紅肉更加「綠色」。
據淡馬錫在新加坡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到2030年，如果新加坡能在本地解決30%的營養需求，採用更健康的飲食，用植物性肉類取代50%的紅肉，將顯著減少26%的溫室氣體排放。」
再比如，從巴西進口的一公斤冷凍牛肉從農場到餐桌所排放的碳多達38公斤。相比之下，來自馬來西亞的1公斤新鮮雞肉或新加坡當地養殖的1公斤雞蛋只會排放3公斤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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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使用碳足跡計分卡
儘管消費者可以使用記分卡來了解自己的碳足跡，但我們還要考慮一些重要因素，如年齡、性別或種族。
由於不同的健康狀況和宗教信仰等原因，大眾保持著不同的飲食習慣。如果要對所有數據進行收集和分析，這樣的調查很可能引起一定的爭議。
再者，考慮到數據隱私和敏感性問題也是至關重要。這就像制定信貸和健康記分卡或為了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對大眾進行位置追蹤一樣，我們也可以制定類似的制度。
如果未來社會真的實現了這一制度，我們可以根據每個家庭的年度碳足跡進行累計徵稅，就像徵收個稅一樣——比如說，居民每年的碳排量如果不超過5噸，就可以免交碳稅；在下一個階段以每噸5新元的價格徵收；超過這一階段則以每噸10新元的價格徵收，以此類推。大多數人每年的碳排量基本不會超過5噸，因此他們可以每年都不繳碳稅。
另外，每年的「碳申報」會與商品的價格分開，比起對超市貨架上的每一件商品徵收碳稅，這種措施或許不太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不平等的碳排放量
其實，如今大部分流入大氣的碳都來源於富人階層 (更不用說過去的碳存量了)。最近，《自然-可持續發展》(Nature Sustainability)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居民的平均碳足跡是印度公民平均碳足跡的10倍以上；而美國排名前五分之一的排放者的碳足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排名後五分之一排放者的400倍。
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全球發生氣候災害，首當其衝將是貧困者，因為他們能保護自己的方式太少。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計算碳足跡，也不徵收碳稅，全球的貧困者都在為富人階層買單。
在宣布新加坡將為「綠色轉型」實施全新政策時，黃循財部長或許也正想要改變這一現狀。
文章英文版首發於新加坡The Business Times
原文標題為Carbon scorecard: informing consumers so that they learn to do their bit
作者：Sumit Agarwal(艾格華)，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產系教授、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可持續與綠色金融研究所(SGFIN)執行所長；Alberto Salvo，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可持續與綠色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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