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政府現在有個共同點:它們的政策都在向左轉。
這裡的「左」,說的是左傾政策,不但要做大經濟蛋糕,更要把蛋糕分配得更平均,不能只讓少數人吃到飽飽,多數人所得越來越少。
於是,重新分配蛋糕是首要任務。
各地扶貧計劃名堂不同,手段各異。有趣的是,在美國和中國,它們的宏圖大計都很有劫富濟貧的味道。
在中國,「共同富裕」這個口號,已成了一大主旋律。習近平主席說,先富應該幫後富,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為此,過去半年,中國政府頻頻出手,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又打擊壟斷行為,整肅了好些大企業,律令它們不可剝削職工,還敦促它們分享財富。
在新加坡,政府也天天說要縮減貧富差距,要幫助貧困家庭。但政府動起手來,謹慎斯文得多,沒敢向富人動刀動槍。
它不劫富濟貧,也不大搞福利,怕的是經濟失去活力,蛋糕越做越小。
新加坡式的扶貧,重點在於提升教育和技能,確保「弱勢」孩子不會輸在起跑點,而且還有希望出人頭地。
中國人有句話:「人人有學上、個個有技能、家家有希望」,新加坡政府說的就是這個。
下來幾年,100所中小學將有更多師資,為一萬多名家庭條件欠佳的學生提供督導和課後輔助活動,為他們帶來更全面的照顧。
李總理說,政府還注意到,疫情可能進一步加大貧富家庭的距離。貧困家庭可能買不起電腦,或負擔不起高速的網絡,家長也可能幫不了孩子的課業。這加起來,家庭條件差的孩子容易被拋在後頭。因此,政府必須再加一把勁幫助這些孩子。
通過教育扶貧的好處是,這可扶持提升窮人,又不把富人硬拉下來。而且一技在身,或學有所成,人們就有自尊心,能夠活得更實在。
市井小民是否有耐心等待收成,而不會在收成之前就已經投下反對票。這是民選政府不得不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