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世纪,新加坡在城市清洁上以”模范生”姿态赢得世界赞颂。
可是咖啡店和小贩中心的厕所一直都是新加坡公共卫生的痛点,甚至是污点。
厕所整洁问题已经延宕多年,政府也尝试了很多做法,但都无功而返。
早在1968年新加坡就推出了“保持新加坡清洁”(Keep Singapore Clean)运动,“保持公厕整洁”就是这项运动的活动之一。
到了1989年,还定下了备受当时全世界“有识人士”揶揄的“厕所抽水法令”(Toilet Flushing Law),对使用马桶或尿池后不抽水的用户罚款。
在那之后,我国还定下各种《公厕设计维修指南》,涵盖厕所维持和清洗管理的指南和指标,甚至连厕所的大小、数量、与人流的比例和清洗频率等等都一并考虑在内。
然而,却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根据新加坡管理大学2024年发布的“厕所工程”(Project Waterloo)调查结果,咖啡店厕所平均得分46.26,与自2016年以来的水平基本持平。
小贩中心厕所则得66.28分,高于2020年和2023年,但仍低于2016年的水平。调查的评分范围为零分(最肮脏)至100分(最清洁)。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成绩,让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终于忍无可忍。
当局在2024年3月宣布成立公厕工作小组(Public Toilets Task Force),负起全盘检讨如何改进肮脏公厕的任务,特别是提升咖啡店和小贩中心厕所的清洁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作风,即:向来都会设立不同的专门工作小组(Task Force)来应对各个领域的特定问题。
由于这些工作小组的性质是动态的,有些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则是为应对特定挑战而临时成立的。总之,工作小组出现的频率,主要取决于新冒出的需求和问题。
例如,2019年,2020年1月22日,政府成立了多部门联合工作小组以应对冠病疫情。2022年3月,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管理居民区内自由生长的野鸡、应付鸡啼扰民的问题。
阵容强大的厕所工作小组这次的公厕工作小组有23名成员,阵容挺强大。他们来自政府部门、市镇理事会、商会、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设施管理机构等。
由永续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下图,右四)和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康安德鲁(Andrew Khng,左四)联合领导,成员来自新加坡食品局、建屋发展局、建设局、公园局、新加坡建筑师学会、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口福、平价集团(FairPrice)旗下的Kopitiam,还有《新明日报》的总编辑、《亚洲新闻台》的副主编、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副教授何光中、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等代表。
公厕工作小组成员合照。(马炎庆脸书)为什么去中国取经?小组除了定时召开检讨会议,也走访本地不同地点的厕所视察,并于2024年4月和11月先后到日本和中国取经,希望把国外的最佳实践经验带回新加坡。
日本堪称拥有全世界最干净的公厕,小组到日本取经一点都不稀奇。蚁粉是不是和红蚂蚁一样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到中国取经?
康安德鲁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日本有一套非常严谨的厕所清洗机制,同时通过科技来提升清洁效率与效益,当地的厕所洁净水平向来是其他国家想要效仿的。日本有些厕所已运作了20多年,但踏进去时却完全看不出已用了20多年。”
中国这些年也借助自动清洁机器人等科技,来提升清洁效率与效益,使得公厕卫生水平大大提升。康安德鲁说,我国也须提升目前使用的清洁科技,但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须先针对我国的清理机制完成检讨,了解具体的不足。
其实,自2015年起,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厕所革命”,投入了数百亿元进行现代化改造,改善农村和城市公共厕所的环境。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公共厕所标准已经大幅提高。
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引入智能厕所管理系统,利用AI摄像头、气味传感器、大数据分析,监测厕所的使用情况,并实时安排清洁人员。广州地铁的公厕也采用了空气质量检测,当气味超标或厕纸不足时,系统会自动通知清洁员进行处理。
虽说中国公厕的卫生已大有改进,不过曾在中国北京、广东居住过的红蚂蚁,仍然觉得新加坡咖啡店和小贩中心的公厕的“脏度”跟他们的不分上下,有很多卫生条件甚至比他们的更好。
10大建议经过了近一年的探讨,小组上周(2月21日)终于把检讨报告提呈给永续部。
公厕工作小组针对方方面面的痛点拟出10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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