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授予社工更多执法权限 避免四岁女童遭虐死案悲剧重演
6天前 清禹 4429
四岁女童江雨惠（洋名“梅根”）自3岁起遭遇持续13个月的严重虐待。
施虐者包括她的生母符丽萍（29岁）及其男友王世祥（38岁），两人皆有毒瘾。
虐待方式极为残忍，包括殴打、剥夺食物、羞辱、暴晒、睡在不适当的地方，甚至羞辱性地带到公共场合示众。女童最终因暴力殴打、饥饿及长期折磨，于2020年2月22日不幸身亡。2025年4月3日，生母被判监19年，她的男友囚30年鞭17下。
梅根并没有白白地牺牲。
这个震惊社会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舆论围绕着涉案的家长、学前中心、社会服机构、幼儿培育署、儿童保护服务处、警方、甚至是邻居能否及时阻止悲剧发生的讨论点上。
而且，这些机构几乎都一一站出来暗指彼此在处理这起惨案的漏洞，因此社会及家庭发展部4月11日晚上再发文告说，案件中的Healthy Start学前中心和彼岸社会服务（Beyond Social Services），以及幼儿培育署、儿童保护服务处和警方所采取的行动，都将再被检讨。
梅根就读的Healthy Start学前中心隶属彼岸社会服务，专为经济困难、较少亲人陪伴的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协助与服务。
社工应被授予更多执法权限？
因不喜欢梅根弄脏屋内，两人要她待在卧室外的阳台兼花槽，也指示梅根睡在阳台木板下的隔间。（法庭文件）过去10年，至少八起虐童案是在儿童被虐至死后才曝光，受害者的年龄从两周到11岁不等，当中包括在2020年2月去世的梅根。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4月8日发文告说，2019年3月，梅根就读的学前中心发现她身上的明显伤痕，并向幼儿培育署提交事件报告。
然而，由附属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工所准备的报告中，未能充分描述伤势的严重程度，导致相关机构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2019年3月至9月间发现伤痕，之后就没再发生，母亲符丽萍谎称瘀伤是由骑车事故和体罚导致，过后也配合让外婆照顾并且和社服机构保持联系。社工于是将此事评估为过度体罚而非持续虐待。
梅根9月退学后，附属的彼岸社会服务多次尝试联系母亲符丽萍但不果。
幼培署10月第二次接到通报，得知梅根已退学。社工说明已向儿童保护中心求助，并询问幼培署梅根是否转读其他学前中心。但幼培署回应说，找不到梅根在其他学前中心的登记记录，并建议如担心她的下落，应报警处理。
但这个获救窗口一直关闭，因为梅根的外婆担心报警会破坏与女儿的关系。
这起案件让我们必须直面另一个残酷的问题：
社工在面对儿童可能遭受虐待的情况时，是否手中握有足够的工具和权限来保护他们？
一位从事社会服务近20年的资深社工林律霞，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在实际工作中，社工往往面临“绑手绑脚”的困境。
即使发现家暴或虐童的风险线索，也无法贸然介入，因为现行制度要求他们必须“先评估、再汇报”。
而在搜集资料时，必须尽量在不惊扰施暴者，或影响和案主或相关家庭的关系的前提下进行。
在构成“通报门槛”了，才能知会有关当局，譬如反家暴热线。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所有的通报都会得到当局正视，社工往往会被告知要进一步跟进或搜集更多资料和信息。
“如果相关当局因为认为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够，就不会介入调查或处理，导致整个儿童保护体系的缺失和盲点。”
而如果施暴者刻意躲避调查、恶意隐瞒，社工基本上无能为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受害儿童失联（如梅根退学后），社工想要“上门查看”，但如果对方是住在私人公寓，在没有警方协助的情况下，社工几乎无路可走、无门可入。在现有制度下，社工并没有进入私人住宅的权限，也无法强制要求家属配合。而梅根的虐童案，就是发生在公寓里头。
这不是“社工不尽责”，而是“社工被制度困住”。
刊登在2025年4月12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有公众问：
“如果外婆不愿报警，就无计可施了吗？学前中心、社工、幼培署能不能自行报警？”
《海峡时报》的读者Lim Soo Ping 提出以下建议：
- 是否可以立法，将“社工在调查虐童案件时，向社工撒谎列为刑事罪行”？
- 一旦怀疑有儿童受到虐待时，可拨打999请求警方协助，进入住宅搜求受害儿童。另一个替代方案是设立一条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警察热线。
这些建议得到了包括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内的公开关注，可见其严肃性。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赋权社工更多执法权力，也必须有边界与监督，不能无限上纲。
一味强调执法化，可能引发家庭与社工之间更深的不信任感，也可能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不必要干扰。因此，必须谨慎立法。
警方是最后一道防线直到2020年1月，梅根的外婆在与外孙女彻底失联的情况下，终于同意报警，并由社工陪同前往警局报案。这距离梅根被虐待致死，还剩下约一个月的时间。
目前，警方接报后的具体调查过程与跟进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公众普遍关注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既然已经报案，为何仍未能挽救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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