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授予社工更多执法权限　避免四岁女童遭虐死案悲剧重演

这不只是对个案的好奇，更是对整个儿童保护机制最后一道防线的拷问。

报警之后，警方是否有足够信息判断儿童处于危险之中？社工与警方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有没有因为“缺乏即时证据”而延误了干预的时机？这些疑问，亟待官方公开透明地回应。

学前教师另外，儿童会也提醒，学前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和教育孩子，保护孩子免遭虐待是他们因职业所承担的额外责任。

因此，相关当局必须确保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履行这项“额外职责”时，具备必要的支持与训练，包括：清晰了解哪些行为构成虐待；掌握识别虐待迹象的能力；在面对疑似虐待案例时，知道可以采取哪些恰当而安全的应对策略；有能力也有信心及时上报相关单位，而不担心遭遇后续阻力或家庭施压；以及在出现犹豫、顾虑或心理压力时，能获得适当的情感支持与制度保障等。

邻居男被告带着被涂了大花脸的梅根，走到公寓外“示人”，故意羞辱梅根。男被告一边发出笑声，一边催促梅根对路人打招呼。

红蚂蚁不知道从家里走到屋外，他们是否有遇到其他邻居，如果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他们是否会感到异常？是否会想要出手干预？

梅根在被虐待时，在家里长时间哭喊，被丢在阳台里睡觉、暴晒在阳光下，这样的情况竟然长达一年之久，难道没有邻居注意到这一幕吗？

保护儿童是一项集体责任，除了有关当局，每个人，无论是邻居、家庭成员、朋友，还是公众人士，都应当在发现虐童迹象时，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举报虐童行为，不是拆散别人家庭的行为，而是拯救生命的举动。

这不是在“多管闲事”，而是义不容辞去保护无辜、挽救生命的责任。每一次沉默，可能都会错过一个生命的最后机会。

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儿童保护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