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危机感

2022-03-14     缘分     38796

1955年,新加坡的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火热,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律师兼议员身份的李光耀从中调停。7月份,同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联邦大选后,巫统首领东姑·拉赫曼向英国提出了“独立”的诉求并且大获胜利,两年后马来亚将独立。

激情盎然的新加坡联邦首席部长马绍尔受到激励,也试图追求“独立”,当时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深知这是海市蜃楼,但辩论无效。果然,全权独立的诉求惹恼了英国。林有福接任成为了新加坡首席部长,同时提交了新的宪制大纲给英国议院,建议新加坡为“自治邦”。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同年5月,新加坡开启了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大获全胜。35岁的李光耀正式执政新加坡。

6月5日,新加坡首届政府内阁在市政厅大厦宣誓就任,十位成员有:李光耀、王永元、吴庆瑞、王邦文、杜进才、阿末依布拉欣、拉惹勒南、杨玉麟、以及贝恩。

英国总督退出新加坡,英国国旗也从新加坡的土地降下。新的国徽、国歌,新的政府机构改革、城市面貌改造、公务员降薪……新一届政府有条不紊展开着国内建设。然而,英国人的“大马来西亚”目标从未熄灭。

起初,东姑·拉赫曼坚决反对与新加坡合并,其对国内的政敌社会主义分子十分警惕。这时,人民行动党对外的标签仍然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标签。其实,李光耀对此也保持警惕。他并不希望独自独立的新加坡走向这条道路。

在英国推动下,李光耀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合并方案,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经过了多次谈判和重重困难,马来亚改变意见,同意与新加坡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政治合并终究拗不过人民意志,百姓的分裂造就了两股相互敌视的力量。合并第二年,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暴乱不断,马来种族主义盛行,马来西亚统治者也不愿意给与华人对等的政治权利。

无可奈何之下,绕开英国,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 拉赫曼达成了一份协议,新加坡的命运就此改变。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10点钟,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又简洁读完了一份宣言---“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紧接着另一份宣言,马来西亚东姑·拉赫曼也宣布,新加坡不再是其一个州,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

这两份宣言分别用马来语、华语、英语播送一遍。此前,李光耀已经会见了各国使团,将新加坡独立的消息通知了出去。对此,新加坡华人区如释重负,人们放鞭炮庆贺。然而,新加坡独立,实非李光耀所愿。当天电视台的发布会上,当追述几天前的吉隆坡会谈时,李光耀心情激动,口不能言,停顿了二十分钟才能继续回复记者。

“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缺少躯体一样。” 李光耀内心始终盘旋著一个问题:如何生存下去?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有685平方公里,人口仅两百万,放弃了抱团成长,独立只会更难。李光耀不禁感到茫然。当时,打头的第一个要紧事是解决就业。政府预测下一年的失业率将达到14%,情势很糟。如果没有妥善过渡,新生的政府极可能迎来动乱。

即将撤离的英国驻守队伍给了新加坡一个重创。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里,英国驻守防务开支就占去了20%。英军的撤离,还引发了新加坡国内资本外流的恐慌。然而,李光耀考察马耳他时看到港口人员悠哉,发现新加坡本土人员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当时,英国答允给这些港口工人极其大方的裁员补偿。李光耀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不能靠讨饭钵过活。”

况且,长期来看,大英帝国光辉逝去,新加坡的价值也随之消散。新加坡过去以转口贸易和资源出口的产业完全是在英国殖民地这一角色下堆积起来,1959年以前,新加坡国民收入的75%来自转口贸易活动。倘若离开英国,新加坡应该走哪条路?李光耀的思考是务实的:“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达到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2】

更为难得的是,充满危机感的新加坡就有着全球化的视角:需要在全球竞争中找到一个独特的优势。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未来画下了蓝图:

“处在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要成为第一世界的绿洲。”

2

开放体:头等要事

李光耀找到了荷兰籍经济学家阿尔贝特·温斯敏特,后者曾在1961年联合国技术署的一个项目下访问新加坡,此后二十多年他成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特教授认为,此时的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

虽然同是落后的第三世界,但或许因为历史遗留因素与资源匮乏、狭小邦国的紧迫感,这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开国者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

当时,一派经济学家将跨国公司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土地、劳动、原料的剥削者。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原料,又向其购买消费品。这种理论没有引起李光耀的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2】

正相反,他们的想法是,倘若能够吸引跨国企业的工厂,也就能吸引来资金、知识、市场和人才。因此,与60年代一批追赶者们惯行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相反,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拥抱了开放。

过去,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枢纽,一部分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另一部分则是英国的“照顾”。而现在,新加坡必须要培养起本土的、能够说服投资者投入资金的条件。

1961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变身为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工作内容就是吸引和服务外来投资者、企业家。

这群年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然而,此时的新加坡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默默无名的一个,“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有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2】与此同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譬如完善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推出财务奖励、免税等措施;稳固劳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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