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危机感

历经数年的摸索后，60-70年代美国的电子产业转移浪潮选中了新加坡。1968年，德州仪器、惠普等公司决定来新加坡设厂。随后，一批美国电子公司接踵而来。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业的外资年增长率达到了10％—20％。到1973年，新加坡经济年平均增长达到了12.5%。

制造业让新加坡的机器运转起来的同时，李光耀及其内阁部长们开始瞄向了另一个目标：东南亚的金融中心。

1968年，经济发展局局长韩瑞生向温斯敏特寻求建议，后者给出的首要建议是解除外汇限制。新加坡当即决定放开外汇管制，允许资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动。

放下身段，放开限制，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资汇入。譬如，新加坡宣布取消非居民利息预扣税，所有亚元存款无需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规定；外籍居民在新加坡开户存款的利息可自由汇出；外籍居民在亚洲货币金融机构的存款、亚洲美元债券、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免税公债均可免收产业税。跨国银行机构率先入局，在此进行中转交易。随后新加坡的外汇、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基金管理市场等也日益壮大。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80年代中期后，同区域的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新加坡实施更为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但其实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在于专业透明的金融监管，这背后是“法治和司法独立，稳定、称职而清廉的政府。财政部每年都要有预算结余，新元坚挺而稳定。”【2】

其实，独立后的新加坡从制度上就做好了“严控货币”的准备。

早在1965年新马分家后，两国准备发行各自的货币，李光耀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放弃央行制度，保留货币局，货币局每发行1元都要有百分百的外汇储备。时任财政部长林金山认为，“对一位喜欢在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时玩弄数字的财长来说，有个中央银行就等于开了道方便之门，我想，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的财政部长面对这样的诱惑。”【2】后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兼备了央行的各项职能，但是无货币发行权。

80年代，新加坡GDP以7.7%的速度增长。新加坡已经着重引进高增值、高技术的产业，半导体、石化、精密机械制造、光学器械等持续加码在新加坡落户。当然，这种产业政策是有收有放的。政府并未筛选工业，而是将这项工作留给了跨国公司，“让他们自行选择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政府的工作着眼于经济目标的拟定和检讨。

新加坡政府的确扮演了一个“全能的服务者”角色，但是始终守住了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底线。

人才的培养无法像基础设施、政策那样快速见到回报。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开始了人才培育计划。政府每一年都选出最优秀的一批学生颁发奖学金，并且保送他们去英、美、加拿大等国接受教育，让这群年轻人成为新加坡第一批企业家。另一方面，新加坡向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发出邀约，在新加坡成立培训中心，让新加坡的本地工人接受专业的训练。优质的工人素质，成为在税收、政策便捷度之外对外商的工厂投资的又一加分项。

90年代，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在全球国际间快速流动，一开始就坚守开放的新加坡“守得云开见月明”，发展也更上一层。全球化加持下，新加坡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自由贸易港、亚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全球税收洼地、高效的政府、公开透明的制度、高素质的人才，这吸引了大批跨国企业、新兴高科技企业入驻新加坡。

对国内外资本一视同仁，是新加坡一个鲜明的特色。直到80年代后期经济步入快车道，新加坡也没有采取降低外资占比的措施。1990年外国在新加坡投资总额为24.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5％，日本占28.5％。1972—1989年，制造业总投资为204.5亿新元，其中外资占80％。

李光耀始终有着全球化视角和前瞻性。1992年，李光耀加入了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见识到美国一流银行高层的专业化素质。后来，李光耀与本土四大银行中三家沟通，发现这些人仍然希望政府能约束外资银行，“他们尚未意识到，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

1998年，李光耀授意下，时任金融管理局主席的其子李显龙开启了对金融业的改革。政府注资的新加坡发展银行聘请来摩根银行的资深高管。新加坡政府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开放国内银行业，迫使本土银行提升服务，参与竞争。

3

现代化：两相悖论

面向住房、医疗、养老等关切民生的公共制度上，李光耀的理念及举措有着明显的差别，用他的务实主义态度来理解是恰当的。

一方面，他希望以“居者有其屋”来建立起新加坡移民人口对这个国家的认可感，严控土地供给和价格，以保障中低收入群体有房可住。

1960年代，新加坡在城市面貌上与多个东南亚国家无异，住房紧缺、环境污染、贫民窟成群。建屋发展局就此成立，为工人提供廉价住房。

1963年获得大选后，李光耀更加坚信，对于这个以华人、马来和印度为主的移民国家，当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去保护，尤其是他们的住房”，方能维固社会稳定。“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身后和共同的历史基础。”【2】

对此，新加坡采取土地国有制，建屋发展局不仅统一规划、开发和建设组屋，也成为了新加坡住宅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但是，政府不收取土地溢价。新加坡宪法规定，政府财政运营不能动用国有土地出售所得资金。所有的组屋定价以中低收入居民为参考，争取维持4-5的房价收入比。而高收入不符合标准者，只能以高价购买少量私人住宅房屋。

1960年，新加坡只有10%左右的居民拥有住宅。几十年来，建屋发展局累计建成超过100万套组屋。目前，新加坡超过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超过90%，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一般在60%左右。

另一方面，他杜绝公共福利泛滥，在英国读书期间，李光耀亲身受用过医疗福利保障，但是内心始终不认可。他认为，个人应尽量承担各自的义务。“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巨大成本，也会削弱激励，增长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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