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危机感

新加坡政府沿袭并加强了英国殖民时期创下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要求每个公民进行一笔强制储蓄，最初只是工资额的5%，1968年后，政府每年都抬高公积金缴率，到1984年已经达到25%。基于新加坡连年经济增长的坡度，其实居民的到手工资连年仍在增加，所以并未引起异议。到1984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其实就是从每个人的公积金账户中拨出一部分以偿付医疗费用。

1983年，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一番演讲引起争议，随后在国内引起了“婚嫁大辩论”。次年，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下跌12%。

事情缘由是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李光耀发现新加坡生育率下降，而且国内高教育程度女性群体结婚率都很低。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男性更愿意娶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他呼吁男性从这种“愚昧、沉浮、具破坏性的偏见”醒悟过来。

新加坡甚至出台政策，已婚妇女可获特别税优惠。李光耀还援引美国学者研究结果“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以此来佐证高教育群体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然而，这类言行成为了国际媒体的靶子，显然透露出李光耀的“精英主义观点”，更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对此，李光耀是不以为意的，他只是拿出数据反驳，坚决将政策推行下去，直到情况有所改善。由始至终，“务实”是诠释李光耀治国原则的最好解释。他曾这么说过：我这么说也许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这也是为何，我们会看到新加坡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裂的原因。

新加坡以“高薪养廉”，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薪资与市场化衔接。国有经济部门会引入市场化的绩效考核、预算约束等方式，新加坡政府并未出现国有经济在强大计划指令下会出现的痼疾。

甚至，政府预算约束被写入了宪法，关于政府财政预算案过程、财政储备的使用、财政的监督管理权限都做出了规定。而对政府预算的评估机制里，资本化指标是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各部门必须不断压缩自身运行成本，增加收入。

新加坡经济上的“清明、高效”仍基于政府强大的权威。它将新加坡从遍布贫民窟的小国变成了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其政府效率、公共服务能力乃至国民教育素质都傲居全球前列。这的确是“新加坡奇迹”。但是，它依赖于一批理性、勤勉、务实和理想主义的精英。

独立后的新加坡承袭了英国的议会制框架，议会选举，胜出的政党组阁。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60年。新加坡实行民主投票、司法独立，人民行动党的确是民选政府，但是“国父”李光耀一手组建起的新加坡政府缺乏竞争性，权力监督和制约不靠制度，而靠精英、靠“人治”。

“好的政府应该是诚实有效率的——能够保护人民，让人人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自我提升和过上好日子。” 这是李光耀对好政府的解读。

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新加坡“威权统治”的批评不绝于耳：人民行动党对于反对党的镇压、国内媒体舆论的管控和李氏家族对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等等。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任总理王作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未触及根本。

1991年，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1993年，副总理王鼎昌成功当选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他发现自己仍然处处受限。王鼎昌在卸任时说：新加坡人很幸运，在过去三十五年中有一个廉洁并且有能力的政府。

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成为新加坡建国后的第三任总理。李显龙从1979年开始从政，有着丰富的经济治理履历。然而，外界普遍认为，李显龙缺少其父的深远洞察力，尤其是在外交上，远远不及李光耀周全睿智的外交策略。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率下滑到有史以来最低。此时的社会财富、阶级构成、社会心理乃至国际局势都有显著的不同。李显龙面对着新一代的国民，与开拓者相比，他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渴望政治自由，而非经济自由。问题的本质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的新加坡能否彻底告别威权主义色彩？

李光耀被认为是威权主义过度到开放国家的典范。人们感兴趣的是：李光耀为何不会行至中途刹车？二战后，战争杀器和全球化资本造就了一批政治强人，战争杀器尤其是核武器是他们进退有据的老本。新加坡幸运的是，李光耀没有强悍的杀器，他只能拥抱世界图存。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技术分工。新加坡市场狭小，只能融入国际市场，加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精进技术。如此，公众、政治强人与这个国家的利益处在一个方向上。

在新加坡的建国志中，蕴藏着政治强人开放与务实的智慧。然而，在如今秩序崩坏、两极对抗的时代，新加坡人渴望政治自由又依赖于精英政治，如何抉择？

或许，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已经给出了答案。建国之时，李光耀听从了温斯敏特的建议，保留下新加坡河畔点的莱佛士雕像。此后，莱佛士雕像一直耸立于此，见证著新加坡国民的来来往往。如今，莱佛士，成为了新加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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