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揭秘与李光耀等人建立新加坡医疗保健体系辛苦历程

可是要向公众宣传保健储蓄计划却很棘手。吴作栋在1982年3月第一次宣布计划大纲，当时距离安顺区补选才刚过五个月，坊间民怨高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在享有民众近乎20年不容置疑的绝对信任之后，初次感受到民心动摇。更何况保健储蓄政策是政府自1968 年允许动用公积金购屋后，第一次大动作把手伸进人们的公积金存款，取之充作非退休用途。民众当然起了戒心。吴作栋回忆道：“我们这一回是要动用人们的公积金存款充作前所未有的新用途。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政府究竟想要怎么样？大家有理由怀疑。这只是第一步吗？接下来你还会如何动用我的公积金存款？这笔钱可是要留到退休的，怎么就突然间冒出了个保健储蓄来。”

这项政策也在行动党党内引起很大的反弹，杜进才的反对尤其强烈，甚至在1983年8月31日国会为保健储蓄政策进行表决时，以不在场的方式拒绝投票。 （4） 他在前一日的国会辩论上阐释立场时说：“为国民提供医疗保健设施必须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说一个人不幸患上某种疾病，就是咎由自取，得自己负责寻找医疗设施来治病。医疗保健是每个政府应负起的社会责任，是全世界政府都公认的社会责任， 在把每个个人组织成社会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针对医疗设施被滥用的可能性，杜进才以丰富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吴作栋：“认定人们喜欢生病，仿佛像上超市购物一样可以自由选择患上哪一种病症，或者以为人们喜欢把医院当酒店去度个周末，或是把医院提供的食物视为菜单点菜或自助餐，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假设。简直是有悖常理的政治宣传。” （5）

吴作栋从一开始就知道，保健储蓄计划要顺利推行，他必须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他说：“我们这些年轻部长缺少的是与人民之间的默契。人民信任的是李先生，相信的是上一代政府。”于是，他启动了长达一年的民意征询活动，到全岛各地走透透，去解说政策，搜集民意。如此这般大规模征询民意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加坡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李先生会说：‘何需如此大费周章搜集民意？做个决定，然后行动。’”吴作栋笑着说。“可是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李光耀。做人一定要实际。必须量力而为。想要有什么作为，就非得先问自己能不能办到。”

许文远回忆起这段过程时说，吴作栋付出了很大的耐心，领导民意征询活动，还亲自主持多场对话会。“卫生部办了好多场大大小小的对话会，单方面广播、小范围广播、互动对话会，也通过电台、电视、报章广为宣传。当时还没有社交媒体。大家都踊跃参与。我自己也主持了近乎上百场对话会，对象包括工会、基层组织、专业团体、雇主、学者等等。”

民间抛出了不少尖锐提问。有些人唯恐他们也许这辈子都用不上保健储蓄存款，甚至还有人冷不防地问吴作栋，自己死后能否动用保健储蓄存款来给自己买副棺材。他说：“答案是可以。我告诉他，保健储蓄存款在人死后仍会是属于他的，这是他的遗产。可是当然，人死后不可能为自己买棺材，必须由别人代劳。但钱肯定可以由保健储蓄来支付，因为到时候保健储蓄会成为已故者的遗产。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其他人关注的是，为什么自己需要自付部分医药费。许文远说， 吴作栋当时引用“自助餐症候群”的比喻向人民作出解释。“这个比喻很容易就让新加坡人产生共鸣。自助餐价格以人头计算，人人都付同一个价，所以食客总是将食物盛满整个碟子，多过自己所需要的或吃得下的，造成浪费食物。食物消耗量大，意味着餐馆的营运成本增加，业者到头来只会调高自助餐收费，把更高的营运成本转嫁到食客身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绕了一圈后病患还是得承担医疗开支， 只不过从保险投保人身份换成纳税人而已。”

这些对话会、交流会何其累人，但吴作栋却觉得很受用，因为可以让他和卫生部团队更好地体察民情。许文远说：“我记得他当时说过：‘每一回，我们都会有所收获。’”民意征询活动如此频密而广泛地开展，乃至后来对话会与会者都对吴作栋和卫生部官员的说辞听得有些烦了。“好多人甚至坦白对我们说：拜托你们就直接行动吧！”许文远说着，笑了出声。“后来出席率越来越低，我在基层活动上主持的最后一场对话会才吸引了区区两个人出席！吴作栋这时告诉我：是时候了，将计划付诸实行吧！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学到了该如何在推行一项具争议性的政策的同时，也能维持人民的信任。”

（图源自： 吴作栋 Facebook）

保健储蓄政策的基础工作成效斐然。在后来吴作栋当上总理、并以协商式民主奠定其鲜明的领导风格之后，保健储蓄政策更成了他深具代表性的一项政策。吴作栋说：“制定保健储蓄政策的经验成了我对自己的一个重要提醒，日后再遇到棘手问题，我一定会再次走进民间去说明解释，而不是写一篇滴水不漏的讲稿然后公开发表。”征询民意绝非只是一场公关秀而已。人民的顾虑和关注点，他全听进去， 再对保健储蓄计划进行适当修订。原本拟议将公积金总缴交率调高六个百分点，但这却会无形中压缩了雇员的实得工资；最终，吴作栋只将公积金缴交率调高一个百分点，余下的再从公积金特别户头存款拨入保健储蓄户头。 （6） 有了人民的信任为后盾，也让他更有信心迎接党内就保健储蓄计划而向这位卫生部长发出的重重挑战。

李光耀担心吴作栋无法招架杜进才在国会中的连番攻击。吴作栋说：“李先生很好，他问我需不需要他在国会中发言，回应杜博士。毕竟杜博士掌管卫生部好多年了，对卫生课题他肯定懂得比我多得多；而我当时不过是个才刚上任的年轻卫生部长。李先生担心我无法很好地说明政策。我说不需要，我可以自己处理。”他果然从容地应付了质询，论述清晰却又不失体面地消除了反对者的敌意。他在1983年对国会作出总结时说：“他 （杜博士） 的基本论述是：医疗保健是任何政府的社会责任。就这一点，我们无从反对。医疗保健的确应该是任何政府的基本社会责任，却并非只该由政府独自扛起。但这也不意味着政府只能通过大量配发免费药物或大量津贴医药费来履行这项社会责任。”

吴作栋也向杜进才回抛几个尖锐问题：“他能不能保证我们会持续取得8%的经济增长？能不能保证新加坡再也不会面对失业问题？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才刚在不久前经历过超出10%的失业率。”他接着补充说：“众所周知，新加坡非常依赖出口贸易，输出货品和服务。万一国际金融体系崩溃，或者全球陷入经济萧条，我们要上哪儿、去向谁征税？太多人会连饭碗都保不住！这个国会能不能担保新加坡绝对不会出现一位恣意挥霍的财长？我们可以保证10年、20年，但绝非永远。一旦出现一任挥霍无度的政府或财政部长，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将化为乌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上哪里找足够资金提供医疗服务？要怎么为医生护士支付薪水？又该如何确保医院和门诊都维持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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