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吴作栋也并不认为杜进才是在存心“找茬”,因为他并没有试图推翻自己的这位卫生部长接班人提出的论点。吴作栋说:“他就是阐述了反对保健储蓄政策的理由。我后来一一回复了……他也就没再纠缠下去。”不出所料地,保健储蓄政策在行动党主导的国会中表决通过。但让人侧目的是,民众居然在毫无一丝争议的情况下全然接受了这项政策。到了1984年4月保健储蓄政策在政府医院实行时, 吴作栋已足足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许文远称之为良好政策的范例。他说:“因为有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和耐心,真正执行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任何好政策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准备工作未做足就仓促推行政策,人们在政策推行后才纷纷在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质问政府为什么要那么做。那就会是非常恶劣的施政作风。”潘家鸿也同意这个说法:“保健储蓄计划开始推行时,简直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保健储蓄政策是吴作栋留下的遗产,让人人皆大欢喜。吴作栋堪称是医疗制度的革新者。”
(图源自: 吴作栋 Facebook)
到了1984年4月,保健储蓄政策正式执行,吴作栋已经在政坛和政府累积了八年的工作经验与成就。对这么一个懵懂出道、每一步又总是走得如此出乎意料的政治人物来说,如此成就算是非常了不起了。他统筹并率领人民行动党打胜了一届全国大选和一场补选;却也领导过一次失败的补选,见证了安顺区支持率偏离常轨地陷入低谷, 遭遇重挫。在政府中,他发表过三次财政预算案,也曾成功推动一些重要却棘手的政策,例如高工资政策和保健储蓄政策。《亚洲杂志》在1989年为吴作栋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犹如被吸入公共服务体制中,所接触的每一份工作都实现了转型蜕变。”
他在1984年交出的这一份八年成绩单,虽然也谈不上是完美无瑕,但却也堪称亮丽辉煌,足以让他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领导层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接班人。这一地位也在同一年年终正式奠定。新加坡建国史上头一回,李光耀的接班人将在国人眼前正式、公开地,粉墨登场。
本文节选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高难任务·吴作栋传》一书中。
1.“公积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 Scheme,英文简称CPF)是新加坡政府为公民和永久居民所设的强制性储蓄计划,雇员和雇主双方每月须把工资的一部分拨入“公积金”储蓄户头,由人力部属下的公积金局掌管。雇员可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全额或分阶段提取公积金累计存款,充当退休后生活的经济保障。
2.李光耀着,《联合早报》编务团翻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118页。
3.同上。
4.“针对全民保健计划,议员纷纷提出批评”,《联合晚报》,1983年8月31日,第7页;“国会原则上批准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9月1日,第1页。
5.“杜进才大力反对实行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7页。
6.新加坡政府原本拟议自1983年7月1日实施保健储蓄计划起,将公积金总缴交率从原有的45%增加到50%,当中40%拨入普通户头,4%进入特别户头,6%存入保健储蓄户头。而后为了避免削减雇员实得工资作出调整,修订后的保健储蓄政策为公积金总缴交率46%,只比原来稍加了一个百分点,当中40%仍拨入普通户头,其余6%拨入特别户头,作保健储蓄用途。详情见“公积金特别户口供保健储蓄用途”,《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1页。
(潘家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医疗政策经济学家)
本文收录于《高难任务·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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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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