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果真如此吗？

李先生给我的电邮也说：“为了让新加坡人民能够生活下去，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必须尽可能维持华文，以支持我们的文化，以及和说华语的世界联系……。”

新加坡当然也需要一群华文能力较强的学者、教师和媒体工作者，但这些人是少数，李先生认为大约是3%，可能的话5%。同时，他也认为“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场合讲华语，以便全体新加坡华人都生活在讲华语的环境中。”他主要的观点是：只要华语普及了，华语就会留下来。这是他发起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不只一次强调：“我们必须确保华文存在，而且是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只能是第二语言。这样做，目的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年轻的新加坡人有了一定的华文程度，在需要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并且准备投身于和华文有关的事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使华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在那里工作的年轻新加坡人，就要问起他们，在中国工作，华文有没有问题？当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华文就能赶上来。李先生就觉得安慰。他不断向我强调：奠下适当的华文程度是非常关键的。

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闽南话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闽南话，和香港的粤语不同。讲华语运动就是有意创造、普及讲华语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

普及的华语，是我们珍贵的社会资产。香港的华语，如果要像我们那么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达到。我们所不足的是，华语的文化成分，显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粤语所带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们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才能办到。

李先生说：“那个报告书 （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 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讲华语运动发起于1979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在1980年合并，成为国立新加坡大学。因此，有人说，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这样的评论，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

李先生说：“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华人，政府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大家讲一种语言当然比讲两种语言方便， 但是当时我们考量的重点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能保存传统，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这才是发起讲华语运动的真正原因。另外，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关注点是这20%社会最底层的人，要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既然他们只有掌握一种语文的能力，那么，与其让粗糙的福建话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为什么不推广华语，使华语成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呢？”

其实，1979年到1980年之间，是新加坡教育大调整的年代。在双语教育的调整和大学教育的重组之外，语言的社会运动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是一个为了新加坡前途而进行的大调整。

李资政在晚年 （89岁） ，还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有强烈的意见时，我会将意见告诉总理。当政府在考虑从新将方言节目在免费频道播放，就是一个例子。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 让年老的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我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尼联系。这是关键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选择， 新加坡就是死气沉沉。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 —— 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 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人民的社会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语，到广泛采用英语，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都是李先生的贡献。

双语教育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双语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先生说“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但却不讨好的双语教育政策。”他把推行双语教育制度，当作他一生的挑战。有一次，李先生也向我提及一个部长的孩子，因为华文不及格， 必须送到外国读大学。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觉得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规定华文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升大学，是要付政治代价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的学习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时，李先生担心新加坡两份华文报的相互竞争，将对华文报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拼为《联合早报》，并且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等组成了报业控股，让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报一样。这样做，保证了华文报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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